一、 歷史的沿革

坐落于臺北縣新莊市丹鳳裏的“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圖1所示），原名“臺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樂生院”，於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由總督上山滿之進倡建。這塊位於臺北州新莊郡新莊街頂坡上角的寶地，原是當時馬階醫院院長馬戴仁壽博士欲建樂山園，作為安頓治療癩病（俗稱麻風病）患者的所在地。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十月，樂生院竣工，十二月十二日開院。

首任院長由日本細菌學專家上川豐擔任。此時病房僅五棟，收容病患百餘人，一九三四年十月日本政府將麻風病防治法于臺灣施行，此後，凡發現病患者，皆予以強制收容。一九四〇年病患約有七百人，房舍也陸續增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更名為“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由賴尚和博士擔任代理院長。一九六五年病患增多達一千一百一十八人，一九九八年臺灣精省後，於一九九九年改為隸屬于行政院衛生署。據二〇〇二年七月底統計，病患有三百九十三人，平均年齡為七十二歲。

二、 外界的隔離，內部的互通

聞之色變，避之不及

樂生院是日治時期總督府推展公共衛生，特別是傳染病控制的重要一環，並且是臺灣第一間，也是目前僅存的唯一一間公共癩病療養院，數棟日治時期至今的病舍和行政大樓，都訴說著當年日本政府在推行公共衛生下，強制隔離癩病病患的歷史。

癩病是人類很古老的一種疾病，西元前已發生於世界各地，聖經及論語都有關於癩病的紀錄。然而，它也是所有疾病之中，最被汙名化的疾病。推究其主要原因：是由於癩病很難被治癒，其發病的晚期患者外貌又產生極大改變，如眉毛脫落、鼻樑坍塌、指骨內縮等，造成醜陋的面貌、手足畸型以及嚴重殘障。在農業社會時期，由於醫學發展的局限，大家對這種千年的古老慢性傳染病，聞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癩病不只是一種疾病形式，它還具備歷史與社會意義。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92)亦曾於其名著《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書中，提及麻風病患在中世紀的歐洲，如何被從城市隔離出來而囚禁於城市邊緣地帶，並敘述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理性化與文明化的力量，如何讓理性完全控制瘋癲，「文明」的知識取代了瘋癲的知識形式。

近代醫學、特別是細菌學發展之後，初步能夠掌握癩病的病原體。一八七三年，挪威籍醫師韓生Dr. Armauer Hansen從癩病患者的喉頭、鼻粘膜及皮膚組織，發現癩桿菌（Mycobacterium Leprae），初步認定其為傳染疾病，也為近代式“癩病隔離”措施、提供了學理的依據。由於至二次大戰末期為止，癩病尚無良好的治療藥方，二十世紀前期多數歐美國家以及日本，基於“公共衛生”的考慮，對癩病患者採取隔離療養的方式。痲瘋病因長期被汙名化，患者被合法孤立、被剝奪人權，被迫和家人生離卻如死別。樂生療養院的正式成立，也是因為日本殖民者開始重視慢性傳染病的防治，因而特別設置其作為慢性傳染病麻瘋的防治機構。病患被送入樂生就猶如進入另一個孤寂的世界，一生背負疾病的烙印和病魔抗戰。樂生院自一九三〇年創設，至今不少患者在這個院區居住達半個世紀以上，或者已經老死于院區；他們既無法返回自己的家鄉，也失去了可以聯繫的家族。從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各界政府管理者一方面從身體上對病患進行隔離、看押，如早期發現麻瘋病患，政府強制逮捕，將其隔離於此，並通過關禁閉室等方式防止他們逃出樂生；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控制病患，宣揚“以院為家”的思想，讓病患終生安心於此，至今留在院中的民國三十六年由吳文龍院長所題“以院為家 大德曰生”的石碑（圖2所示），在樹陰下、在角落中默默地見證這段讓人無法忘懷的歷史。

自力更生，自給自足

因遭外界棄絕隔離，極盛時期的樂生收容超過一千一百人，政府補助款的欠缺，迫使他們不得不從事生產工作，以補貼生活，內部出現各行各業精細分工，就像社會的縮影。大體來說，樂生院的生產活動有養豬、養雞、養鴨、養鴿、養兔、種花、種菜、編藤、作紙花、剪鐵片、刺繡、縫紉、雕刻、劈柴、制磚、木工、水土……。藝文休閒方面有下棋、書法、繪畫、閱讀、樂器、康樂團、布袋戲、戲劇、舞蹈、球類等。信仰方面，有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可以說，樂生院從生活、醫療、休閒、運動，到宗教信仰，已成為一個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生活機能完整的社區。

三、 “多孔性”到“封閉性”

舊院——“多孔性”的空間

樂生院院區之空間配置結構、空間規劃、建築設施設計，完整地記錄了近代癩病隔離、醫療、醫學教育之醫療衛生哲學辯證與演進，院內不僅古木參天，更有世界獨一無二的殖民時期三合院建築，為人類文明之重要文化資產，兼具國際性與地域性文化特質。

樂生院的空間計畫，選擇了新莊頂坡角丹鳳山向陽面山坡配置院區，該地乾燥溫暖，是絕佳的養療之地。樂生療養院在空間上可分為四部分：醫療行政、住宅與病舍、監獄和精神生活。行政大樓是一幢王字型建築，於一九三〇年興建，至今仍為樂生療養院主要行政區以及相關醫療處所。就住宅與病舍，當年日本政府將全台各地的癩病患者都集中于此，並由各州政府募資在院區興建住宅給自己的鄉親，這些病宅特別以傳統合院形式築造，使患者適應及認同，為罕見而珍貴的“日式臺灣合院”建築，全院近五十幢病宅分別以臺灣各州名稱呼，如高雄來的病患就住在高雄州捐贈所蓋的“東、西高雄舍”，澎湖來的就住在“漁翁舍”等，構成特殊的“臺灣縮影”。

考慮病患即便治癒也不為社會接受，因此病患所住並非“病房”，而是花木扶疏、約十人集住的獨棟宅院，供患者永久居住；診療中心既為研究、醫治痲瘋病之機構，亦為院民各種病痛的專屬醫院；院內鍋爐熱源、公共餐廚浴室、市場零售一應俱全，更有完善的上下水道、汙物消毒設備。因此樂生療養院的空間與建築展現一種“多孔性”(porosity)關係。“多孔性”原來指的是「建築上的有縫隙、沒有清楚邊界的空間形式：進一步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社會文化理論衍伸為建築、空間和人的日常生活間的相互滲透，融合關連著，模糊了如新與舊、公共與私人、和世俗與神聖等概念」(石計生，2006)。樂生療養院的多孔性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社區的多孔性，它是在空間的互通的同時，又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與嚴密的醫學監視的多孔性。住宅與病舍間，樹木成蔭、人際互動；而醫療行政樓，又充滿了看押和醫學隔離的雙重意味，這棟“王字型”的建築（圖3所示），當年醫護人員是從側道離開院區，而回廊的正門中廳是一個巨大的消毒池，濃烈的消毒水味、強制的空間隔離，時時刻刻提醒著每一位病患，到了樂生，就會終此一生。強烈的病痛和對未來的恐懼，許多患者有了厭世和輕生的念頭，這條回廊中，就成了許多病患解脫之所，回廊中的一根根房梁，至今仍在默默的講述著一個個悲涼而鮮為人知的故事。

而班雅明所談論的“多孔性”有以下幾個主題 【註釋一】 ：(1)「城市的物理結構，這涉及都市環境中的紊亂與迷失方向」。以樂生院為例，因為院民數量上的不確定性，和進院時間的差別，表面上看來，其院區地景除行政大樓外，「十分欠缺清楚的空間配置與界線劃分，但這同時也呈現了一種有機的整體(organic totality)。空間和建築間相互滲透與融合」，其間生活的院民，也在煩亂的私人住宅、消費合作社（圖4所示）、公共浴室（圖5所示）、公用廚房、佛堂、教堂間穿梭，公共與私人、神聖與世俗間的界線也模糊了，但也展現著在外界看來死寂般的麻風院充滿生機的一面。

(2) 「建築與社會形式的短暫與不穩定性，這和現代與古典、室內與室外有關。“多孔性”特別注意對於都市環境，對於被隱藏起來(what is hidden)的事物的詮釋」。以樂生院為例，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斷現代化、全球化與擴張的大台北都會區中被「被隱藏起來的事物」，其生死與權益完全被忽略、不被重視。一直到一九九０年代後，熱心社會參與的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師生與其他關懷弱勢團體的大聲疾呼，與這次新莊捷運的機廠空間規劃將座落於院區內，而使樂生院面臨拆遷命運所引發的社會運動與衝突，其「建築與社會形式的短暫與不穩定性」才被人注意到，並引發討論與重視。另外，從院民的日常生活活動來看，其公共或私人空間的邊界十分模糊，室內與室外的翻轉也處處可見。院落中，大樹林立，不時吹過的輕風，透露著樹葉間一幢幢古老的房舍（圖6所示），伴隨著和煦的陽光、充滿著花香的空氣，阿媽、阿伯們在涼亭下、在樹陰中，泡茶聊天、唱歌娛樂、下棋抑或小賭一把，這些，「“多孔性”都讓室內“直接裂開且向鄰居和陌生人開放”」，其院區生活是疏散的、多孔的與混合的樣貌。
總的來說，這種多孔性的建築群落，為被社會趨隔、被世人躲避的心靈孤寂的院民們提供了一種“生活性”的而非僅是“生存性”的空間，他們擁有了與人際的關係、與空間的互動和與環境的相屬。

新院——“封閉性”的空間

臺北市捷運局於一九九五年確定捷運新莊機廠選址于樂生院現址，30公頃的樂生院土地中徵收17.4頃作為捷運機廠用地，此17.4公頃涵蓋樂生院最具文史價值的建築群區。工程內容包含維修工廠、駐車廠各一座、山嶽隧道約四百公尺、銜接段明挖覆蓋隧道、格梁式岩錨護坡工程，以及水電環控、電梯工程。

為考慮院民安置與回龍地區醫療，樂生在黃龍德院長就職後，開始規劃第二門診部，也就是回龍門診部，在廣大的新莊、回龍、樹林既然沒有任何一家大型醫院，最近的一家大型綜合醫院位在林口長庚醫院，所以院方希望在大回龍地區，建立起一所大型綜合醫院，這樣新莊地區，和回龍、樹林地區就有一所大型綜合醫院來服務社區。根據規劃，新建立的醫療大樓（圖7所示）有三百床為慢性（癩病）病床“後棟”，二百床作為急性病床（如內、外科等）“前棟”，並且提供兒科、眼科等十一項基本的醫療科別。為避免社區恐懼，前後棟無法自由相通，後棟規劃如下：1F辦公、2F急性病房、3F慢性病房、4F單身女性樂生院民、5～7F其他樂生院民、8F天主教與佛教堂。這使得樂生院原本帶有意識形態和醫學監控的多孔性也被最終剝奪了。新院區內，每人有一個床一個衣櫃兩張椅子，電視機、洗衣機等，而個人原有物品院方表示皆不可攜帶至新院區。新院區原擬強制院民參加公炊，伙食每月3000元，並要求于食物送達後一小時內吃完(後來改為每月1860元，院民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公炊，可以選擇何時吃完)。
新的樂生療養院醫療大樓，使得原來方便高齡院民互動社交的平面院區被隔離的樓層取代，使得原屬日常的福利的陽光與友誼變成昂貴的奢侈品。加裝的鐵窗更具體將原來只存在人心的排斥具體化。雖然新的醫療大樓每個房間擺了新的木制床、衣櫃、電冰箱，五人房還有電視，但轉開厚重的房門，外面還是醫院的封閉環境，不知道會不會充斥著一貫的消毒水味。不論轉動式的門把設計，手指捲曲的院民們能不能轉開，就整個空間而言，新的“樂生療養院”還是一棟“醫療大樓”，而不是“家”。凝視著下圖中新院病房外封閉的鐵窗（圖8所示），想像著在原有“多孔性”空間行走的代步車（圖9所示），在新院將無所適用，車輪再也不會在泥土上行走，車上的主人再也不能載著車子在花香鳥語的日常生活空間中漫步，有的只能是在鋼筋水泥構成的封閉醫院中，透過鐵窗望著窗外的藍天。


四、 結論：歷史價值與精神反思

“新莊樂生療養院”自西元一九三〇年（日治時期大正五年）創立至今，是新舊癩患病友的共同家園。在臺灣近代傳染病防治史上，從日治時期的強制隔離措施，演進到現在的門診、開放措施，見證臺灣公共衛生百年歷史的縮影。樂生院為日治時期迄今全台唯一收容癩病病患之公立醫療與公共衛生機構，見證臺灣癩病醫療、公共衛生、傳染病隔離治療之連貫性歷史，具有不可磨滅的文化歷史社會意義，是臺灣醫療史不可或缺的一頁，更是與國際公共衛生對話的議題。

“新莊樂生療養院”，可以被視為二十世紀臺灣麻風病防治的“元歷史”(Ur-history)，「為倖存的人所閱讀，並且在視覺上具體」。
“樂生療養院”另一重要的文化價值是：警醒人們反省疾病汙名化的問題，和重新審視我們在法令和教育上給與病患應有的保障權利。樂生院被國際上癩病史研究組織登錄為世界六十所癩病療養院之一，證實了它作為特殊疾病治療場所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

【註釋一】 以下凡遇引號內文均摘自石計生教授的2006年6月台師大全球化班雅明演講稿。

參考書目

1. Michel Foucault (傅柯)著，《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
2. 石計生，全球化班雅明：：拱廊街計畫及其跨文化啟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演講稿。國科會「建構批判性的跨(國)文化流動研究」整合型計劃邀請，2006年6月10日。